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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和简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论证了绿色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对绿色制度的内涵进行了归纳,强调指出制度安排要综合考虑制度因素的组合和搭配,任何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并首次将绿色制度创新界定为对制度因素进行新的组合使之较原有组合能创造更多的产出(价值)即能够使创新者(组织)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

作者:m488.com来源:|2008-06-15 15:25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论证了绿色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对绿色制度的内涵进行了归纳,强调指出制度安排要综合考虑制度因素的组合和搭配,任何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并首次将绿色制度创新界定为对制度因素进行新的组合使之较原有组合能创造更多的产出(价值)即能够使创新者(组织)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最后,对绿色制度创新的动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绿色制度创新的命题是在理论探讨和实践中提出来的。
经济发展问题历来为经济学家关注,但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其主要兴趣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忽视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因而理论分析的缺陷愈来愈明显,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人们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制度学派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和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两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 个制度安排问题,即产权问题。但其理论起点却是针对外部性问题而提出来的。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和庇古那里,纯粹是作为一个外部不经济问题看待。但在科斯看来,却是个交易费用问题。科斯的产权理论,一改传统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用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研究外部性问题的制度根源。而诺斯则对制度变迁和有效组织在经济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进行了划时代的论证。科斯和诺斯的分析是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结合的典范。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的综合研究思想很有见地,他指出(1993年)综合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即不仅从经济方面,而且从非经济方面对经济发展进行全面分析,这里的非经济方向也包括制度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制度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制度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厉以宁同志给予了极大关注,他在《可持续发展》一书序言中呼吁:经济学研究者应就可持续发展问题,着重探讨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对资源、环境、人口、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的作用,进一步阐述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转变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于经济体制(制度)。这一观点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中得到确认。“结合1SOI4000认证体系,研究我国企业的绿色制度创新,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笔者受其启发,选题进行初步研究,当然这也与笔者长期以来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有关。 从国内外传统绿色制度实践的效果看,均不尽如人意,改革势在必行。国内外绿色制度的建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0年代的形成时期,这一阶段以1968年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为标志,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如日本、美国等许多发达国氛 相继制定法规以防止环境污染的蔓延。
第二阶段,大体时间是70年代~80年代,70年代可称为警醒时期,以1972年斯德哥 尔摩会议为标志,意识到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有关,80年代的国际化时期,认识到环境间: 题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第三阶段,以1992年巴西环发会议为标志,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了全球共识。
上述第一、第二阶段我们称为传统绿色制度阶段,环境问题不仅未解决,反而恶化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二个阶段,属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制度阶段。第三阶段可称为现代绿色制度阶段,强调生态文明及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创新。
目前,我们处在第三阶段初期,传统制度受到挑战,现代绿色制度尚未建立。这个阶段时代可能相当长,绿色制度创新特别必要。
二、绿色制度的内涵
所谓绿色制度是指围绕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各种制度安排。可持续发展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WCED,1987 年)这种发展与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即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二个观点: 一是“只有一个地球”,经济发展要天人合一,否则难以持续;二是“明天与今天一样重要” 实质上是代际公平。因此,研究企业绿色制度实质上是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
所谓制度安排是指制度因素的组合,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制度的内涵;第二,绿色制度因素。
谈到制度的内涵,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制度学派是最早将制度纳入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些经济学家,其代表人物主要是T.凡勃伦等。(略)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绿色制度因素包括二大类型,一是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法规,条例来约束组织和个人的环境行为;二是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如通过宣传或教 育提高组织和个人的环境意识。在制度因素的组合中,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是人们采用较早且普遍的一种手段,并且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一般来说,人们对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重视不够,因为这种安排 在某种意义上是‘虚’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多方面探索,目前对非强制性制度安排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加强宣传和教育,强化人们的环境意识,这种宣 传和教育对企业是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对消费者亦不可忽视,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的增 强将迫使企业实施绿色制度创新;
第二,理论上的解释,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从经济利 益的角度促成企业自觉保护环境;
第三,通过自我负责,自我约束,目前1SOI4000就是一种相当理想的非强制性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要综合考虑制度因素的组合和搭配,任何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三、绿色制度创新(Gree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制度创新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支。该理论自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中首次提出始,日益引起广大经济学家的兴趣,按熊彼特定义,创新是企 业家对生产要素实行新的结合,它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技术概念,强调的是把新的发 明创新应用于经济活动中去。因此,就有了“发明”和“创新”二个不同的经济学术语。 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C.诺斯,以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基础,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这种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时序引进到经济过程。从事物的发展变 化上分析经济现象,即重视过程分析、动态分析。因此,我们这里说的绿色制度创新是个动态的概念。将随时间的推移,有个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个状 态问题,即指这种制度对客观资源和环境的适应,可以分为二种类型。一种是建立,另一 种是创新。所谓绿色制度的建立,是指针对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态失衡,人类对这种状 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这种观点符合制度学派理论。其反应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渐进的 过程,亦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
所谓绿色制度的创新,是指对绿色制度因素进行新的组合使之较原有组合能创造更多的产出(价值)。这一概念有二层含义:一是从组织形态去理解,即把这种绿色制度创新 看作经济组织形式或经济管理方式革新和变化的一个过程。制度变迁理论的创始人,道格拉斯.C.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 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因此,有效组织是制度创新的关键,而有效组织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各种矛盾斗争的产生、发展而变化的。因 此,创造一个有效的绿色制度因素组合是十分重要的。二是从经济效益去理解,我们可以 将这种创新理解成能够使创新者(组织)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即一旦外界存在能给创新者带来“潜在利润”的情况下,创新就会出现,这种经济效益的概念,是绿色制 便创新之所以在许多发达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尽管这种“潜在利润”是个长期目标。
四、绿色制度创新的动因
自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特别是1992年巴 西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包括实施1SO9000质量管理认证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环境标志制度以及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制度在内的世界绿色制度创新方兴未艾,其中发达国家下手早,动作快,许多企业将绿色制度创新放在重要地位,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失效是导致绿色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原因。所谓政策失效是指绿色制度的 建立井未使经济发展达到持续、稳定、协调的效果。这种现象在国内外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从国际上看,二战后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仅仅是增长),与 此同时,环境污染愈深愈烈。斯德歌尔摩会议之后虽建立了传统的绿色制度(如防治污染 法,环境税收制度等),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并未解决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更 恶化了,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早期的绿色制度怎么了?“未端治理”的策略思想 可行吗?经过近二十年探索,人类逐渐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里约热内卢会议 将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从理论的探讨推向实践,进入了实施阶段。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必然要求相关体制和制度与其相适应,绿色制度创新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国内来看, 早期绿色制度(包括国家环保机构的建立,环保法的颁布实施,全面管理、综合防治的三十 二字环保方针,以及环境管理的八项制度的实行)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实践表明,在发 展政策上有重大失误。政策失效现象说明,绿色制度创新确有必要。
2.消费需求变化。人类消费需求具有一定发展规律,因此企业的经营销售活动必须 与之相适应,这种规律从理论上讲有二个层次:一受经济发展规律制约,生活质量论和罗 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是这种规律的具体体现。罗斯托曾在《经济增长阶段》(1960年)中提出了他的社会经济发展五阶段论,但他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对 五阶段论作了补充,认为群众大量消费阶段还不是繁荣的顶点,在此之后,将有一个“追求 生活质量”的阶段。罗斯托的生活质量论,在美国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 《新工业国》(1967年)、《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年)等著作以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缨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多次修订本中均有反应,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同,并正在加以完善和发展。二是消费需求渐进论。人类的消费需求除受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影响,还会受时序的影响,即消费需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我们可以用一框图表示,即量的满足——质的满足——情感满足——生态满足。量的满足和质的满足主要是针对具体产品而言,情感满足更多的是侧重心理需求,而生态满足则出自于对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担忧,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受环境污染之苦极深,因而环境保护意 识更强一些,相应对绿色制度创新的需求更为迫切。
3.市场压力。这里的市场压力除上述因消费需求变化而形成的消费者压力外,还有一个国际市场的压力问题:一是环境管制,二是组织压力,环境管制主要涉及环境标志,进口附加税,数量限制,加工方法,标准和补贴问题,企业获得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和服务, 将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组织压力包括二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压力,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环境行为,必然加大管理的力度,法规、条例更为严厉,发达国家就是如此;二是国际组织的压力。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的1SO9000质量 管理体系和ISO1400环境管理体制,虽然这二大体系均属自愿实施,但对企业而言,不实施将失去市场。这是一种元形的压力。这种压力还表现在企业筹资上,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对所有申请贷款的项目单位,规定必须通过ISO14000系列标准才有资格贷款。因此,有形的市场压力和无形的市场压力,将迫使企业走科技进步之路,推行清洁生产。
4.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 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这是继我国政府19S4年宣布环境保护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后,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的 国家发展战略。1994年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可持续发展已进入实施阶段,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我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亦表明,我国的环境污 染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制度变 革及其绿色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5.实施绿色制度创新可为企业带来商业机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企业扩展其销售市场。绿色消费的兴起使顾客愈加重视环境保护,这种 关注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据有关报道,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环保意识愈来愈强,商品选择第一位考虑的是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产品的质量价值再不是占领市场的唯一条件,产品的环境价值在扩大市场份额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一方面限 制了某些行业的发展,如化工行业。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生产治理污染的产品和设备提供了一个大市场,同时为无害环境的新的生产技术和包装方法创造了营销机会。因此,绿色消费为引导和强化绿色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绿色产品的生产又要绿色 技术作为支撑,绿色产品,绿色技术(清洁生产)乃至绿色设计是21世纪企业的发展方向,亦是绿色制度新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二,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由于实施绿色制度创新,可明显减少原材料和能 源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成本收益率,同时增加产品的环境价值,因而有利于提高产品总价值及其竞争力,我国青岛海尔集团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就是一个明证。
第三,有利于树立企业环保新形象。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是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可获得公众和消费者的青睐,对企业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有利国际合作。
【责任编辑:宋文利 TEL:(010)6847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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